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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 顾土：六十年来我目睹的医院“变脸”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顾土，本名陈原。1982年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出版社，1985年起供职媒体，现已退休。专栏作家，文史学者。
原题
六十年来
我在医院的遭遇
作者：顾土
疫情三年，大家的话题始终离不开医院，当然也离不开医护人员。疫情过后，医疗行业反腐，更是舆情汹涌，将医疗行业推到了风口浪尖。虽说这波舆情很快就被另一波所取代，早被网络忘得干干净净，但这个话题却让我想起了我所见过的医院，六十年来，确实感慨良多，不能不说。
在我们的心目中，医院这种地方，应该是最整洁、最安静、最有序、最具礼貌的场所，可惜，这只是想象，现实中长期都是截然相反，有的称之为集市、闹市，脏乱差臭，都不为过。而影视里看到的那些医院，我见过的实在很少。当然，有的朋友会说，有的医院，或是有的医院的某些区域，并不像我形容的那样。这，我相信，但与大众无关。
据我父亲在世时回忆，在我哥哥刚出生的那一年，还有私人医生，哥哥有病，到医生家里一请，或是打个电话，医生就会带着护士提个小诊箱过来，在我家现场诊断，打针开药，如果病情严重，他就会建议送医院治疗，还会陪着赶过去。
后来，这种私人医生没了，大病小病，都要去医院排队挂号，再排队等候看医生，医生诊断后，再拿着各种单子去排队划价。
现在年轻一代，大概不知道什么叫划价了，那可是多少年里医院最扎眼的一处窗口，意思是给你的单子计算出价钱。价钱计算完了，当然就是再去排队交费，排队交费后就是排队检查、排队取药。几个队排下来，半天就过去了。
看着有人坐着轮椅在那里排来排去，有人步履蹒跚排来排去，就一直在想，如果没有亲人相伴，或是没有健康的人陪同，是不是会举步维艰，或是无可奈何？
好在大家还都抱着一线希望，无论怎么排，如何熬，毕竟可以诊断出病情，毕竟可以治疗，只要不想死，还是会怀揣着希望默默忍受，当然也有“医闹”。
其实，在我读小学三年级以前，医院还不是这副模样。
我在那时得过几年慢性肝炎，看病住院都在位于北京厂桥的北大医院，那里的医生护士个个轻声细语，说话都像我后来见过的林巧稚大夫一般。男医生对我讲话，我一下想起了收音机里讲故事的孙敬修爷爷就是这种语气。
平时看病，拿这拿那，常由护士代劳。而当我躺在医院病床上以后，父母三天才能探望一次，还不许进病房，只准在窗外张望。吃喝拉撒睡，我日夜都由护士照看，那种精心细致，感觉不亚于家人。偶尔听见我父母与医生护士们聊天，才知道，他们几位都毕业于过去教会创办的学校，记得护士长毕业于一家医学院的护理系。开始，我听不懂那些学校的怪名字，后来问了父母才明白。也有一些很年轻的医生护士，不知是否受了年长医护的影响，言行依然是那副温文尔雅的模样。
很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字，里面涉及到当时医院的状况，当代史学者何蜀先生托朋友转来一函，其中也有同样的记忆：
“我1963年（大年初二）曾因急性肠炎住过一周医院，都是由护士做各种事，包括晚上给我接尿，因我输液不能上厕所。我母亲来看我，必须在下午三点到晚上十点之间的探视时间里。当时探视病人是在住院部门口领牌子，只有两三块牌子，若一次来探视的人多了，就得等第一批进去的人出来交出牌子才能再进去第二批。”
什么时候医院开始大变呢？
很小的时候我被查出心脏有二尖瓣三尖瓣狭窄。我母亲常年患有心脏病，所以对我格外担心，老是带我去医院检查。有一年，她又带我去阜外医院看病，没料到过去常给我看病的医生都不知去向，只有几位年轻的女军医坐在那里。我母亲不便自己出面挑选医生，就让我喊要那个老爷爷看病。老爷爷指的是马海德医生，只有他当时还能坐在诊室里。白大褂里身穿军服的女医生一见是小孩在喊，便无奈地说：好好，让老爷爷看吧。
成年以后我才发现马海德大夫的专业与我无关，原来他那时已经被迫停止了自己的专业，改在阜外医院坐诊，主治皮肤，兼善其他，一专多能。正是他告诉我母亲，我的这个毛病没什么大问题，不必担心，等长大后看看再说。后来一直到老，我的心脏还真没出过什么问题。
也是那些年，当我父母都不能回家时，家中只剩我们兄弟三人自己生活。在我十一岁那年，有一天晚上正走在院里的路上，忽然一块蜂窝煤由天而降，正好砸中右眼，痛得我大哭。原来是同院的发小在乱扔蜂窝煤。父母的同事潘阿姨，隔着老远就听见哭声，赶紧跑过来，带我去附近的第六医院，没想到，急诊没有医生，都是年轻护士当家。她问我：
“看得见吗？”
我回答：
看得见。
“那就没事了，回家用热毛巾捂捂就行了。”
结果是，20年后，我的右眼视力急剧下降，最后只剩0.2。我去301医院看专家门诊，女医生检查后说我眼底有旧伤，是旧伤导致。想了半天，这个旧伤只有那次蜂窝煤的袭击。
被蜂窝煤砸中不久，我们全家下放江西农村，在劳动时我母亲心脏病发作，被送往南昌人民医院救治，一再误诊，只好送回北京，当我哥哥和我陪她前往阜外医院看病时才发现，这里已经面目皆非了。
过去都是坐在走廊长椅上等着医生出来，有时医生会喊名字，有时看见熟悉的病患，就会走过来先打招呼，再一起进入诊室。而现在，医生的屁股已经离不开自己的那张椅子了，患者呢，个个更是心神不宁，无不瞪圆双眼伫立诊室等待，有的干脆就围在医生四周。经过一问一答加上铺在桌上的病历，每位就诊的患者隐私一概暴露无遗。
从江西回来一年多，我母亲就因脑栓塞导致半身不遂。刚发病时被送进市中心一家最好的医院。急诊室处于半地下，墙壁和地面不堪入目，厕所，那时的厕所比茅房稍强一些，更是臭烘烘的。没几天，母亲就被父亲用自行车送回家。父亲解释说，在那种急诊室躺着，还不如回家！
回家以后的九年，我母亲走路，一步一挪，思维简单，语汇极少，虽说没有康复，但也算平稳。这九年几乎很少去医院，因为医生已有定论，没什么有效治疗方法，回去静养吧！
到了1974年，社会生活趋于平静，过去的一些人和事逐步复出。对我母亲而言，就是老中医可以私下上门治疗了，尽管没被公开准许，但好在也无人揭发检举。
首先来到我家为我母亲针灸的是北京宣武中医院的蔡大夫。他是台湾人，早先在台湾，后去日本，四十年代来到北平，成了入赘女婿，从此就扎下了根，闽南话、日本话、京腔京韵，都很地道。他是我母亲在暨南大学的同学徐萌山徐伯伯介绍来的，所以坚持不收诊金。每次来我家，我父亲都要我去附近的江苏餐厅买几个大菜回家招待。蔡大夫十分敬业，待人热情，还好喝几口。我与他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他在北京去世，但他好像再也没有回过台湾。
那个年代的老中医，有很多人已经多年不能行医，有的还被遣返原籍。不是他们的医术不高，也不是出了什么医疗事故，而是他们的成分都有问题。旧时代，西医我不清楚，但中医有个传统，一旦成名，便会置产，兼开药铺的最多，也有回老家购置田产的，有在城里买房产的，还有开戒烟馆的，当然更会雇人，这就使他们自然与地主、商人、资本家合为一体，五十年代以后被赶回老家，劳动改造，也成了那个时代的唯一出路。而在文革后期，这些人有的偷偷返城，有人开始重操旧业。当时，我家就来了这样一位从河北祖籍回城的老中医。
老中医年近六十，每次过来都是一身中山服，看上去干净利落，发型一丝不苟。当我开门时，他就会彬彬有礼地问候：早！老北京的礼貌谈吐，我从他身上学了不少。为我母亲诊治，他偏艾灸，常常还会开出几味药，再由我们想法子去抓。我记得很清楚，他出诊的诊金：五元一次。
老中医看舌苔
1981年3月，我母亲再次脑栓塞，又一次被送进市中心那家医院，此时的地下室，患者拥挤不堪，与九年前相比，环境更糟，活像个难民营。我父亲托了各种关系，母亲才住进十几人的急诊室，而不致躺在人来人往的走廊里。
从六十年代末开始，医院的最大变化，在我看来，首先出在病房和急诊部，这里一改而为开放式，基本成了随意进出的场所，人声嘈杂，喧阗不休。
陪伴病患的，已经不是护士，而是亲人加同事。
很多回忆，几乎忘了同事陪护这一大段历史。其实，同事陪护屈指算来前后应该延续了近三十年。在计划经济的时代，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的年代，医院的病房和急诊室，同事陪护远远超过了亲友陪护。亲友是极其有限的，有人甚至没有亲友，而在那个人人有单位的岁月里，陪护这种负担自然而然就由医院转嫁给患者所在单位。
单位里有人发病入院，办公室的人就会同时或者随后赶到，一是为了送钱送支票再加找关系，二是为了根据病情安排同事轮流陪护。陪护算上班、算加班，还可以算夜班。
同事陪护后来逐渐终止，主要原因大概就是进入市场经济了，不可能再有闲人肯去担当这种又苦又累的差事。
正是同事陪护退出医院舞台后，受雇的护工也同时出现，既解决了亲属的难题，又满足了一部分人的就业，当然，医院护理人员也不必重操旧业。
70年代北京医院的住院病房
医院为什么要转变或者说是减少了护理职能？九十年代我曾特意询问过几位六十年代在医院担任护士或护士长的退休老人。他们回忆，当时似乎没有什么文件正式涉及此事，一切都是随着时代潮流而变。
什么又是时代潮流呢？
过来人应该记得，六十年代末，连保姆、三轮车夫等等一时间都纷纷歇业，有的保姆甚至还出面揭发批判雇主。只有资产阶级才需要人伺候，这，已经成为那个时代强大的舆论压力。
七十年代初，保姆、三轮车夫又纷纷悄然复出，因为这些行当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必需，不管属于什么阶级，想取消都难。可医院护理，不但没有还原回去，还平摊到全社会。
病房、急诊室里，亲友、同事熙熙攘攘，护士已经改为偶尔过来巡视一遭，她们平时都是端坐在值班台后，有的钩毛活儿，有的聊天，一旦患者同事、亲友过来召唤和询问，也是爱搭不理，满脸不耐烦。
家属陪护
那时护士不喜欢别人叫他们护士，好像过去，士兵都喜欢被人称作老总、班长那样，所以很多人也叫他们医生或大夫。
输液瓶快见底了，患者陪护小跑过来：
医生，输液快没了！
急什么，待会儿就过去！
随着时代的变迁，此时女性的特征早已转移，护士群体也向铁姑娘转变，而铁姑娘正是那个时代学习的榜样。
从前在教育体系里，护士都来自于护理专业，这个护理，内涵不知不觉就发生了量变甚至质变。
何止护士，整个医疗系统，医生与患者的语言，经过一个时代洗礼后也都发生了巨变。只有特别年长的医生还在坚守医患语言的底线。
请字在医院被一扫而光，干嘛、干什么、怎么了、下一个，充斥在每个角落，而且从来都是头也不抬。不耐烦、怒气冲天，弥漫在医护的情绪中；冷漠、警惕，鲜明地长在每张脸上。
我在一家医院，敲门后先推开一间诊室，迎头一句：干什么！再敲门推开隔壁一间：又是兜头一声：干嘛，这儿不看病！
去医院看望同事，遇见医生怒吼：想让他早死，就多来几个！
在一家医院，推门刚要说你好，就听见里面坐诊的专家低声国骂：他妈的，怎么还有啊！
二十多年前，我在一家最好的医院开刀切除下颌和腋窝后的两个纤维瘤，正值已经退休的老医生回来指导，由年轻医生动手。手术台上我是半麻，竟然什么都听见了。
老医生：哎，怎么这么切？
年轻医生：那能怎么切？
老医生：你这么竖着来一刀，他脸上不就留下明显的疤痕吗？
年轻医生：啊！我没想到。
老医生：我来吧！你看，沿着下颌边际横着切，疤痕不就看不见了吗？
腋窝后那个，由年轻医生自己动手，过后我通过镜子一看，好嘛，粗针大线的，什么都很夸张，至今还留有一堆凹凸不平的肉赘。
我与那位年轻医生素不相识，也没有任何私下交易，不知什么原因，见我就不顺眼，冷嘲恶讽，只有一位演艺界朋友来看望我后，才忽然热情起来：能不能请他给我签个名啊？
说是他个人有问题吧，也不像，拆线是另一年轻医生。拆线过后没几天，老医生让我去复查，往我腋窝后仔细一看。大怒：这是谁干的？线头都没拆净！
自七十年代初开始，只要进医院，首先都会想起各种关系，似乎人人都觉得没有关系，在医院必然走投无路、寸步难行。于是，家家都能积攒起一堆医疗关系，有医院上级的关系、医院里面的关系、医护亲友的关系，还有关系的关系。只要家里有人一旦生病、住院，便会掏出小本找号码、住址，然后拿起电话，再骑个自行车，提着礼品，东奔西跑。
我母亲在世时，深感医院关系的重要，暨南大学的老同学在朝阳医院人事处、地下党战友的夫人先在妇产医院后到朝阳医院、邻居在第六医院，挂号需要找这些关系、住院更要找这些关系，多少年下来几乎用得透支了。她曾半恳求半命令似地要我们兄弟三人，至少有一个要娶个医生或护士回家。母命难违，有朋友真的给我介绍过医生和护士，没想到天不作和，最终无果。
八九十年代已经在送礼了，送钱的我没听说，或许那时真没几个钱。八十年代最初的礼品还保持一贯传统，都是点心水果加罐头，与送病人的差不多，但很快就改为烟酒、人参、营养品，再往后是戒指、项链、衣装、彩电票、冰箱票，据说还有打家具的。
九十年代末以后，红包盛行了，然后与时俱进，送钱的不但有患者家人，更有医疗器械和制药公司，送回扣的、拿提成的，五花八门、形式多样，各取所需，无奇不有。当然，医院里也是分级分职的，什么人该拿什么拿多少，好像市场经济，自然形成，大家养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不成文规矩。
手术送红包，自有其独特的方式，生手往往不得其法，甚至弄巧成拙。很多年前，我父亲在市中心一家医院做胆管结石手术，以前只听说过要送红包，但又不知怎么送。手术前一天，忽然一位三十出头的男性麻醉师找上门来，说要讲讲麻醉的注意事项，还特意将我拉入病房附近一拐角处，我认真记着，连连点头。他看我半天毫无反应，一走了之。次日手术时所有人足足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就他不到场，只得临时找了另一位，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没送红包。于是家里人赶紧准备红包，等手术后在手术室门前给医护递上时，人家瞥了一眼，坚决拒绝。
事情过后，所有亲友都嘲笑我们：真没见过还有这么送红包的！
当时我就想，送红包真不如明码标价，明文指路，不然，谁要谁不要，不清不楚，万一人家不要，岂不尴尬？该送多少，不明不白，送少了，等于白送，送多了，自己吃亏，人家也未必在乎。而且怎么送，如何送，也不能让病患及其家属不得要领。
当然，这种想法是异想天开，别看每天各地在医院送红包的成千上万，但大家各有门径，自成规矩，这也是我们生活的特色，暗箱操作往往比光天化日之下更具可行性。
以后，我父亲又多次在几大医院上手术台，每次都很顺利，亲属们基本摸清了送红包的门道，主刀多少，其他多少，什么手术多少，随大溜儿，紧跟社会风气不吃亏。
医生都送了，天天住医院，护士怎么办？又有人指路，瞧见没有，护士值班台的前面！去了一看，好嘛，各种水果、营养品，整箱整箱、整筐整筐，堆放在那里。不敢怠慢，赶紧出去买回来，告诉护士：
您辛苦了！放这儿了啊！
我也曾想，公立医院医护收入低，又辛苦，收红包自有其情理，可私立医院待遇好、薪水高，不至于也这样吧。谁料，表弟的女儿专程从南京来看病，说是这里一家私立医院的名声在外，看着他依然为医护送出大红包，这才明白，一种社会风气一旦形成，已经不是医护的收入问题，而是习惯问题，也是病患和亲属的态度问题，当然，对任何人而言，钱财，自然多多益善。
七年前，我忽然接到电话，说我父亲正在市中心一家医院抢救。我当时就意识到，肯定是主动脉瘤破裂了。到了医院才知道，他刚被送到这里时，头脑还清醒，就是感觉腰痛，所以只能坐在轮椅上，居然还被要求挂号、在各种科室诊断、来回检查，几个小时后直到快不行了，才允许进入急救室，进去就人事不省，然后开始施救。
我到达急救室时，几个医护围着正做各种大动作的抢救措施。几分钟后，一位年纪轻轻的戴眼镜的男医生出来告诉我，肋骨都折了，还要抢救吗？我回答，不用了，估计这是主动脉瘤破裂。他望着我：可能就是这样！
接着，他显得很焦急，忽然问我，除了你之外，他有什么亲人？几个孩子？然后又问：孩子都是什么学历？在做什么？等到我一一回答后，他明显松了一口气。估计心里在想，大概这些人不至于闹事。
其实，自新世纪以来，各个医院的高楼纷纷拔地而起，硬件设施已经有了明显改进，尤其是网络的普及，化解了一些多年不变的看病难题。语音喊号终于再次出现了请字，比人叫听起来感觉好了很多，诊室里不再挤满了围观的患者，取药也可以坐等。但是，我在五十年前有幸见过的那些医护再也没有出现，少药虽已成为历史，可缺医依旧，而医患关系更是日趋紧张，警务站竟然在医院这种地方也可以大普及。
防止医疗腐败，有些医院，起码在技术层面上可以达到严格监管。前几年，陪亲人去医院动手术，自始至终都没有与医护私下交流的机会，亲属始终被隔离在外面，而且在标语、警示与监视器下，我们也不知如何入手，但所有朋友还是提醒，人家自有其他路数。我选择了不信，却也后怕，万一都送了，唯独我没送，下场如何？
疫情期间，岳母患急症被救护车送往附近的三甲医院，下了车，没人搭理，遇见任何医护都是一脸冷漠，人人装作没看见，问也不回答，只好问保洁员，她指了指一扇玻璃门，推开后才有人出来，还是老大不情愿，直到社区反复交涉，才勉强接纳。
近些年还发现，病人乘救护车，家里如果没有壮劳力，基本行不通。原来早已时兴患者亲属赞襄其事了，一起抬、一起搬、一起推，否则免谈。真不知道，那些家里没有壮劳力的又该如何是好。
什么行业辛苦，我一向以为医疗行业为最。
那个发出国骂的专家下面其实还有一句：都43个了！看他一大把年纪，这句骂也在情理之中。
每次在医院陪同亲友手术，常常上午进去，中午接近两点才出来，真不知那些医护人员怎么用午餐。
只要去医院，眼见人流涌动，就会想到医护人员生理、心理承受的压力该有多大，还要面临医闹的纠缠甚至生命的风险。
所以，我始终认为医生应该属于全社会中的高收入阶层，但这种高收入决不能靠腐败解决，这是一个我们将生命托付的行业，与教育一样，一旦全面腐败，社会就失去了希望。
可运动式的反腐，解决一时，能解决一世和永远？
人的收入一旦提高了，再降回去可行吗？反腐之后，医护的收入减少了，往后怎么办？是提高薪资，还是相应提高医疗费？
度过漫长的学习、实习期后，终于踏入医疗行业，面对我们这样的社会状况，仅仅依赖情操、医德能够承受多久？六二六指示，估计早不管用了；希波克拉底誓言，对多数人而言恐怕也没多大约束力，何况这还是个外国的；学习模范事迹，当时或许泪流满面，可过后呢？
我又想起了半个世纪前的那些医护人员，总觉得，踏入医护这个行当就应该信些什么，如果什么都不信，一生从医，干干净净，恐怕难以为继。
顾土专列